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国内思想界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目前已有《神圣人》、《例外状态》等数十种著作被翻译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系列译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的专栏“Una voce”，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经其授权刊发。本文收录了发表于2025年3月和4月的四则短文。

吉奥乔·阿甘本

即将到来的中世纪

塞尔吉奥·贝蒂尼（Sergio Bettini, 1905-1986，意大利艺术史家。——译注）的《古代世界终结时的艺术》（L'arte alla fine del mondo antico）书中的一段话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它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极其相似。“政治功能由国家官僚来承担；这群官僚被孤立和突出出来（成为拜占庭和中世纪宫廷的先声），而大众则走向弃权主义（中世纪的“人民的无名”[anonimato popolare]的萌芽）；不过，在国家内部，又围绕不同形式的活动，形成了新的社会核心（中世纪行会的萌芽）；而大地产（latifondi），在自主后，则成为了某些大型修道院组织和封建国家本身的先兆。”

如果说，这个描述——政治功能集中在国家官僚手中，后者脱离民众基础，大众则走向弃权主义——完全符合我们的历史情景的话，那么，只要稍微更新接下来几行字里面的术语，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这里也有熟悉的东西。贝蒂尼提到的大地产，在今天对应于以日益自主的方式行动，追求某种完全脱离共同体利益的逻辑的经济和社会团体；而在国家内部形成的社会核心，不只对应于在国家官僚机构内运作的游说团体，也对应于这一状况，即整个职业范畴，都被纳入了政府功能，就像近年来医生所面临的情况那样。

贝蒂尼的书写于1948年。1971年，罗伯托·瓦卡（Roberto Vacca, 1927- ，意大利工程师、数学家、科学传播者、作家。——译注）的《即将到来的中世纪》（Il medioevo promisso venturo）出版，作者在书中预言了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灾难性演化——它们将不再有能力解决与能量的生产和分配、交通、水供给、废物处理和信息处理相关的问题。如果瓦卡都能在书中写道，那些年，对即将来临的灾难的预报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生产出一种真实的“描绘毁灭的”文学，那么，今天的末世预言——尤其是那些与气候相关的——至少翻了一番。

就算灾难（比如说核能源造成的那些）即便不是大概率的，肯定也是可能的——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生活的系统的，不必然以灾难形式发生的退化。比如说，今天，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崩溃是显而易见的，哪怕它们还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该怎样思考一个“新中世纪”的到来呢？怎样才能把我们在自己身边看到的那种政治上的弃权主义，变成能够发明新的、匿名形式的生活和表达的“人民的无名”呢？而国家官僚的孤立和自主权势团体的扩散，又会以怎样的方式预示与大修道院——其中，对现有社会的出离，生产出新的共同体形式——相似的现象的出现？确定的是，只有在一开始人数不多但数量逐渐增加的个体能够在正在解体的政治形式中读出新的或更古老的生活形式的预兆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2025年4月28日

“新”与“旧”

为什么我们能描述和分析正在解体的“旧”，却不能想象“新”？也许是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无意识地相信，“新”是在“旧”结束之后来——我们不知道来自哪里——的某事物。因此，漫不经心地使用前缀“后-”这个行为就暴露了在思考“新”上的无能：新的是后现代的、后人类的——无论如何都是之后来的某事物。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思考“新”，即在过去的、解体的“旧”中解读它、破解它隐藏的特征。在非凡的片段《没落的祖国》（Das untergehende Vaterland, La patria che tramonta,1800）中，荷尔德林把这点说得很明白了。在这个片段中，对“新”的感知，与对正在没落的“旧”的回忆密不可分，的确，它在一定程度上可爱地呈现出“旧”的形象。已经过去、似乎要解体的东西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被掏空了它的意义，又以某种方式变得可能了。本雅明在写到这点的时候也指出了一个类似的点：在回忆的瞬间，看似完成的过去又显得未完成了，并因此给了我们那个最珍贵的礼物：可能性。只有“可能的”才是真正“新的”：若它是已然实际、生效的，那么它就永远是已经衰落、老旧的。“可能的”不来自未来，它在过去，它是不曾是、也许永远不会是，但本可以是并因此而与我们有关的。只有在我们能够把握过去——也即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事物——在永远消失前的一瞬间给我们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感知“新”。而我们也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今天正在我们周围一切地方解体和消失的西方文化。

2025年4月7日

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

1976年，海德格尔在接受《明镜》访谈时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这句话一直引起各种各样的怀疑。为理解它，首先必须把它放回它的语境。海德格尔当时正在谈论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治得住的，支配全球的技术。哲学和其他精神力量——诗、宗教、艺术、政治——都失去撼动或引导西方人生活的能力。因此也就有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诊断，即它们“不能给世界当前的状态带来任何直接的改变”，和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海德格尔之后立刻做出的澄清——我们必须不但为“一个神的出现”做准备，也要、毋宁说更要“为神在暮光中的缺席，为我们在缺席的神面前沉沦这个事实”做准备——也确认了这点，即这里谈论的，绝不是什么千年预言。

不消说，海德格尔的诊断在今天也丝毫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的确，如果可能的话，它甚至更加地无可辩驳、更加地真实。人类已经放弃了精神问题这一决定性的品级，并创造出一个特别的领域——文化——来限制自己。艺术、诗、哲学和其他精神力量，在它们还没有彻底灭绝或耗尽的时候，就被限制在博物馆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机构之中，在那里，它们作为或多或少供我们消遣、让我们分心不去关注存在之无聊的有趣之物（并且经常同样地无聊）幸存下来。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位哲学家的痛苦诊断呢？在什么意义上，“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在黑格尔和尼采宣布神死了以来的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西方失去了它的神。但我们失去的，只是一个可以命名、可以赋予同一性/身份的神。实际上，神之死，是神圣的名称的消失（“神圣的名称正在消失”，荷尔德林如此哀叹）。在名称之外，最重要的东西还在：“神圣的”(il divino)。只要我们还能把一朵花、一张脸、一只鸟、一个姿势或一棵草感知为神圣的，我们就可以不需要一个可以被命名的神。对我们来说，有“神圣的”就够了；对我们来说，这个形容词比那个名词更重要。不是“一个神”——而毋宁说是：“只有‘神圣的’才能救我们”。

2025年3月21日

政治的寓言

我们都在地狱中，但有些人似乎认为，在这里除研究和细致地描绘恶魔、恶魔可怕的模样、恶魔凶恶的行为、恶魔背信弃义的阴谋外无事可做。也许，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自欺，让自己以为自己能够逃离地狱，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整天干的这些事情，就是恶魔为折磨他们而设计的最恶劣的惩罚。和卡夫卡的寓言故事（指《在法的门前》。——译注）中的农民一样，他们只是在数守门人衣领上的跳蚤。不消说，那些在地狱中把时间花在描绘天堂的天使上的人也错了——这也是一种惩罚，显然没那么残酷，但和另一种惩罚同样地可恨。

真正的政治就在这两种惩罚之间。它首先始于认识到我们身处何处，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逃离包围我们的阴间机器。我们知道关于恶魔和天使需要知道的一切，但我们也知道，地狱是用关于天堂的错误想象建成的，伊甸园的墙每加固一分，地狱的深渊就会变得更深。关于“好”，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它也不是我们能够深入研究的主题；关于“恶”，我们只知道，是我们自己建造了这架我们用来折磨自己的阴间机器。也许关于“好”与“恶”的科学从来没有存在过，无论如何，此时此地的我们也对它不感兴趣。真正的知识不是一门科学——它毋宁说是一条出路。而今天，顽强、清醒、迅速的现场抵抗可能就是这样的出路。

2025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