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自成书之后不久便开始走出国门。据学者的研究统计，目前《红楼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了30多种语言的150多种译本。迄今为止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红楼梦》全译本来自朝鲜，完成于1884年左右，共120册，每回一册，现存117册，原收藏在朝鲜昌德宫内的乐善斋中，故被称为“乐善斋本《红楼梦》”。“乐善斋的面纱”这一系列文章即围绕乐善斋本《红楼梦》展开，讲述《红楼梦》这一中国文学名著在东亚邻国的翻译与传播的故事。

十九世纪晚期在朝鲜政坛与外交上均十分活跃的云养金允植（1835～1922）曾作为领选使赴清，其于1881至1883年在清期间所作日记《阴晴史》中，有如下内容：

《阴晴史》上，高宗十八年辛巳（1881）十二月二十二日

阴寒有雪意，块坐涔寞，（读）中国与各国通商税则，使通词郑麟兴买来《红楼梦》一部，欲观官话也，袖珍本，极细琐讹迷，不可读矣。

以上日记的时间为1881年12月22日，日记中提到让翻译官（通词，即通事，二词的韩国语发音均为통사）郑麟兴为其买来《红楼梦》，“欲观官话”，但郑麟兴所买来的《红楼梦》为“袖珍本，极其细琐讹迷、不可读矣”。

金允植希望通过《红楼梦》来“观官话”，并不是一个随意的、偶然性的选择。在清末，使用《红楼梦》学习中国官话，在外交圈中是一个普遍性的认识。黄遵宪（1848～1905）曾与日本文人大河内辉声（1848～1882）等通过笔谈谈论过《红楼梦》，日本早期也曾将《红楼梦》作为汉语学习的资料，很多西方传教士与外交官也曾通过《红楼梦》来学习中国话。

为何是《红楼梦》？

《红楼梦》作为语言教材，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习。试想一下，最好有这样一部作品：通过它可以了解一个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贵族家庭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个家族最好与皇室以及朝廷的高级官员们有所往来，通过作品不仅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阶级身份、往来礼节等，还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思想情感、社会世俗、世态风情等等。可以满足这些条件的，《红楼梦》无疑是最佳选择。笔者在谈到这一点时经常开玩笑说：“若用《水浒传》来学汉语，怕是会满嘴的土匪味儿；若用《金瓶梅》来学汉语，怕是会一嘴的市侩气。”

用《红楼梦》来学官话，似乎有点大材小用。其实，实用之用，正是《红楼梦》走向世界的一个切入口。这个切入口本身就很重要。

《红楼梦》在全球的译介与传播，经历着一个颇为曲折漫长且依然正在进行的过程。到2016年为止，其在全球的译本已达三十余种语言、一百五十多种版本，其中全译本近四十种。最近几年也不断有新的译本产出：2021年《红楼梦》首部荷兰语全译本在荷兰正式出版，2025年《红楼梦》首部土耳其译本的第一部（前三十回）出版。

在这众多的《红楼梦》译本中，完成于朝鲜晚期约1873～1884年的乐善斋本《红楼梦》，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红楼梦》全译本。该译本是将原文与译文同时录入，并对原文进行了发音标注的注音对译全译本。底本为程甲本及同系列的王希廉本、本衙藏本等版本。因该译本最初的收藏之处为当时的朝鲜王宫，故一部分韩国学者认为其主要读者应该是宫中的妃嫔。此外，宫女与可以出入王宫的王室女性亲眷也有可能是潜在的读者。乐善斋本《红楼梦》的译者被认为是以译官李钟泰(1850～1909)为首或其所领导的多名译者。因在保管与移藏的过程中遗失了三册(第二十四、五十四、七十一回三回，每回一册)，现只余一百一十七册，目前收藏在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中。

此图为乐善斋本《红楼梦》的首页，页面上端的三分之一处是原文与注音部分，朱字是《红楼梦》的原文，朱字旁边是用朝鲜文标注的发音。下端的三分之二处是译文，译文的字体是宫体。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朝鲜的宫体是一种书体（字体），为宫中人所创制，雅正大方，故称“宫体”；而中国的宫体，一般指的是宫体诗，是一种诗体。右上方所钤印章为“藏书阁印”。乐善斋内保管的书籍，在1970年代之前，被转移到了昌庆宫内的藏书阁，藏书阁对其进行了整理，因而也有研究者称其为“藏书阁本《红楼梦》”。后来藏书阁被拆除，其中的藏书被转移到了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于2005年更名为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名称沿用至今。

为什么会是注音对译全译本？尤其是为什么要用朝鲜语给原文的汉字一一标注发音？原因很简单，为了学习当时的清朝官话。

如果只是想知道《红楼梦》的内容，那么只要有译文就足够了，就像我们读过的很多只有中文的世界名著一样。汉韩双语对照的形式在朝鲜时期很普遍，这种形式的版本一般被称为“谚解本”，即以谚文（朝鲜语）解释原文（汉文）的版本。采用这种形式的书籍，大部分是佛教典籍（如朝鲜历史上最早的谚解本《释谱详节》）、儒家经典（如《诗经谚解》《小学谚解》）、历代名人名作（如《杜诗谚解》）等。一般的谚解本不需要标注汉字的发音，他们可以用“东音（朝鲜的汉字发音）”读佛教、儒教经典和名人名作。有注音的谚解本最典型的就是语言教材，如《老乞大》与《朴通事》等，因为他们要学习“说”汉语。所以，乐善斋本《红楼梦》中的注音，同样是为了学习汉语的发音。

将近百万字的《红楼梦》制作成注音对译全译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乐善斋本《红楼梦》是一部集体完成的作品，不仅是翻译，包括抄录与注音，都是多人合力而成。

虽然关于乐善斋本《红楼梦》还有很多谜团尚未揭开，但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其很有可能是一个“官方”的产品，即其翻译的背后或者说其赞助者（patron）是朝鲜王宫中的人物。李秉岐称李钟泰是“奉高宗之命”带领了诸多文士翻译了很多中国小说，李相泽则指出李钟泰的支持者是王妃等高层人物,即在高宗的王后闵妃(明成王后)等王室成员的积极支持下，李钟泰才得以带领人大量制作朝鲜谚文原创小说，并对中国小说进行翻译。这种观点也被一部分韩国研究者普遍接受。从翻译学的相关理论上来看，以高宗与明成王后为代表的宫中权势人物，即为翻译的赞助者。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所有人提到翻译“中国小说”时，都没有具体到作品名，自然也没有提到《红楼梦》。所以，至今为止，所谓“译官李钟泰领导翻译了《红楼梦》”都只是一种“假说”。

除了以上的宫中人物之外，笔者觉得一开始提到的金允植，也有可能是乐善斋本《红楼梦》翻译的赞助者，其通过《红楼梦》来“观官话”的意向，应该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意向，这种意向或者想法，或许会通过某种方式，影响到乐善斋本《红楼梦》的翻译，所以金允植本人就有可能是赞助者或者赞助者集团中的一员。

十九世纪末，清王朝和朝鲜王朝均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仅日本与俄罗斯，还有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国，都在窥伺着日薄西山的古老王朝。乐善斋本《红楼梦》就完成于这种国难当头、家国存亡之际。就结果而言，乐善斋本《红楼梦》似乎并没有发挥其预先设定的作用，成为朝鲜官员或外交人员学习清朝官话，了解中国社会人情的有用资料。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无论外面的国际形势、世道变化如何，作为王宫内的图书室的乐善斋依然一派祥和，众多文士合力翻译注音抄录好了的《红楼梦》被送到这里，特殊身份的读者们则享受着这一翻译成果。

那么，乐善斋本《红楼梦》出现之前，朝鲜文人是如何认识《红楼梦》的呢？